傅正觉醒年代如果多拍北大之外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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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觉醒年代》开播以来,好评如潮。观众们纷纷打出弹幕“这样的电视剧值得二刷三刷”、“希望能有续集”、“希望能经常看到类似的好剧”,更有许多观众发自内心地感慨“多亏当年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才有今天国泰民安”、“感谢革命先烈的无私奉献”、“守常先生千古”、“仲甫先生永垂不朽”、“教员同志心怀天下”、“鲁迅先生的脊梁是最硬的”。

此情此景,令我回想起十年前,电视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热播,引发了社会各界自觉追思缅怀钱学森、邓稼先、郭永怀、王淦昌等“两弹一星元勋”和岳振华等优秀的解放军指战员。

事实证明,群众的口味不总是庸俗的,更有可能是高尚的,人们会对美好事物和崇高理想怀有本能的朴素敬意,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意识形态研究不能总把流行文化跟资本规训划上等号,不能因为观众喜欢看《潜伏》就说因为那反映了勾心斗角的职场文化。

《潜伏》剧照

从影视剧艺术的角度看,《觉醒年代》完全对得起上述评价。该电视剧以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主角,以他们相识、相交、相知,最后结成同志为线索,辅以蔡元培、鲁迅、钱玄同等新文化运动干将和毛泽东、赵世炎、陈延年、邓中夏等进步青年联合登场,勾勒了当年进步知识分子救亡图存、追求真理的热血图景。应该说,主线副线都非常清晰完整。尤其值得赞扬的是,这部电视剧善于运用高超的镜头语言,通过画面切换充分表达出了对白不能表达的意思。

比如第3集,青年毛润之在大雨磅礴的长沙城首次登场。画面出现的是行色匆匆的人群和沿街爬行的乞丐,一队士兵策马而过,踏翻了街边小贩的一箩筐活鱼。这里展现了三个强烈的对比:一、街边痛哭爬行的绝望乞丐和楼上衣着艳丽的阔少奶奶;二、阔少奶奶缸里的名贵金鱼和街边小贩洒了一地的新鲜活鱼;三、等待被卖的穷苦人家儿女和豪华马车里啃着西洋汉堡的阔少爷。

青年润之就在这样强烈的反差画面中登场了,首先出现的是他的脚——一脚踏进一汪积水,水花四溅。细心的观众立马就能联想到将来润之会在如死水般沉寂的旧中国,掀起多么大波浪。

这样巧妙的镜头语言在剧中时常出现,无形之中增加了该剧的深度。最令人感动的也许有两处场景:

第一处在第39集,陈独秀送两位公子赴法勤工俭学。陈延年、陈乔年两兄弟迈着刚健有力的步伐,象征着他们将真正走上一条通往救国真理的道路,画面随即切到年7月4日和年6月6日的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披戴镣铐、遍体鳞伤的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从容不迫地走上刑场,步伐同样用力。

另一处在第40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李大钊带着陈独秀逃往天津,路过海河边,看见灾民遍地,遂知直隶、山东天灾人祸,民不聊生。有一位当年参加义和团的老人在河边祭奠曾经的弟兄。老人告诉陈李二人:“他们都是为了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李大钊安慰道:“他们是为国捐躯而死的,死得值啊。”

“值个屁!……为这样的国家去死,是冤大头。你看看这满河堤上,这么多年来,一年三百六十天,哪天不是满满当当的灾民呐,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你们二位是白面书生,我就问你们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老人接着说道:“政府?哪见过这么混蛋的政府?八国联军杀进来的时候,这海河上到处漂的都是中国人的尸首,有的没了头,有的四肢不全,有的女子光着身子,可怜呐。老百姓命苦,这么多年,习惯了。”陈独秀听罢,泣不成声,当即发誓必须建党。这个剧情就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旧社会劳苦大众的惨痛处境巧妙地勾连在了一起,点透了我党成立的初心与使命。

上述细节的刻画充分体现了主创团队的用心态度,类似高水准的细节处理在当今电视剧领域,仍是不多见的。因此,《觉醒年代》配得上“优秀电视剧”的称号。

说了它的优点,再说说缺点。我本人受过近代史学科的专业训练,并专门研究过五四运动,对于相关题材的影视剧不免吹毛求疵。毕竟以后这类题材的影视剧还会再拍,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觉醒年代》最大的问题是它的剧情分配不合理。总共43集的篇幅,直到27集后半段才讲到五四运动爆发。这造成年以前太拖沓,年以后太跳跃。

长久以来,我们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叙述是模仿了法国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叙述。“没有启蒙运动就没有法国大革命”的公式被直接移用到了中国,变成了“没有新文化运动就没有五四运动”。这样的逻辑当然不能说有错,但也造成了许多麻烦。麻烦之一就来自于剧中的重要人物胡适。

《觉醒年代》给人造成的印象是胡适与李大钊、陈独秀路线不同:胡适主张实验主义,主张渐进式的改良,李大钊主张马克思主义,主张暴力革命;胡适主张不谈政治,专注于文化运动,李大钊则强调没有政治革命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文化进步。

确实,胡适晚年对唐德刚说过:“我们那时可能是由于一番愚忱想把这一运动,维持成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但是它终于不幸地被政治所阻挠而中断了!”

很多人就据此把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分成两截。“没有新文化运动就没有五四运动”,在他们看来,完全可以解读为“新文化运动的因不一定导致五四运动的果”,它也可能结出其他果子——什么“救亡压倒启蒙”、“新文化和五四完全是两档子事”等等奇谈怪论由此层出不穷。究其实质,还是“告别革命”的意识形态使然。

但事实上,胡适的话是不能信的。比如年时,他还公开赞扬五四运动:

林、蔡的辩论是八年三月中间的事(按,指林纾、蔡元培关于小说《妖梦》的纠纷)。过了一个多月,巴黎和会的消息传来,中国的外交完全失败了。于是有“五四”的学生运动,有“六三”的事件,全国的大响应居然逼迫政府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这时代,各地的学生团体里忽然发生了无数小报纸,形式略仿《每周评论》,内容全用白话。此外又出了许多白话的新杂志。有人估计,这一年()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种白话报。……从前日报的附张往往记载戏子妓女的新闻,现在多改登白话的论文译著小说新诗了。……时势所趋,就使那些政客军人办的报也不能不寻几个学生来包办一个白话的附张了。民国九年以后,国内几个持重的大杂志,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也都渐渐白话化了。  

按照这种说法,文学改良能走下去,能走得远,还全赖五四运动的刺激,又哪里是“不幸地被政治所阻挠而中断了”?非特“新文化和五四完全是两档子事”纯属胡言,即便“没有新文化运动就没有五四运动”的命题也不能简单教条地对待。

具体说来,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基本集中在北京高校的校园里,谈来谈去都是文学改良、白话文之类的话题。其实它们都是辛亥革命时期早已提出并实践过的东西,比如陈独秀当年就办过《安徽俗话报》,同时期还有份《安徽白话报》,跟他的刊物在宗旨和风格上基本一致。

再比如钱玄同等新文化运动干将早在辛亥时期就跟他们的老师章太炎办过白话文刊物《教育今语杂志》。进一步说,文学改良也好,白话文也罢,其意义是普及国民教育,让群众有参政议政的能力,跟政治动员的需求是密不可分的。再新的政治刺激到来之前,文化界也很难提出新的思想。

章太炎

《觉醒年代》用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讲述这个时间段的内容,注定了北大校园将成为它叙述的主体。

一般把年《青年杂志》创刊当作新文化运动的起点。然而当时的《新青年》非但不是什么名刊,反而经历过很长一段惨淡经营的时光。我们今天觉得既然刊物叫“新青年”,应该很受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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