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亚蝗虫从何而来,又将会对中国造成什么影

年2月11日，COVID-19在我国境内肆虐之时，另一场世界级灾害——非亚蝗灾，也在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预警声中缓步从幕后走到了台前。

非亚蝗灾的成因

沙漠蝗图源：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

这次的非亚蝗灾其本体为蝗虫家族中的沙漠蝗，该种蝗虫作为非洲、亚洲热带荒漠地区常年的重大农业害虫，令当地农业部门深恶痛绝。但由于沙漠蝗虫只在潮湿的土壤里产卵，只分布在非亚热带地区荒漠干燥地区的沙漠蝗种群数量一直处于一个人为可控的范围内。

台风梅库努（左图）和鲁班（右图）

直至一年半前，台风梅库努（18年5月）和鲁班（18年10月）的突然来袭，为厄立特里亚和苏丹的平原带来了丰富的降水，使当地的荒漠相较往年更加湿润，这一结果除了让当地的农作物得到了极好的生长条件，同时也大大提高了沙漠蝗卵的孵化率。

一开始作为“独居”（solitarious，这是生物学家们为蝗虫创造的一个词)生物的新生沙漠蝗，秉持着其“独居生物”的习性，独自、耐心的啃食着自己出生地附近的植物，并有条不紊的繁衍着后代，但伴随着极佳的繁殖条件、时间的不断推移，沙漠蝗的种群数量激增，当地的食物不再足以维持其生活，聚集、迁移，成为了其繁衍族群的唯一手段

图源：联合国粮农组织

于是乎年1月底，终于犁平了厄立特里亚和苏丹境内平原的沙漠蝗群一分为二开始向别的地区迁移，一支跨越了公里长的红海，另一只则飞往了埃及。虽然同一时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也在持续不断的调度着蝗灾迁移线上的国家剿灭虫灾，但19年底的异常降雨却让FAO做出的努力付之东流，沙漠蝗又一次得到了适宜繁衍的环境，种群数量开始恢复、蝗灾迁移再次发生。

截至1月的蝗灾影响地图源：联合国粮农组织

截至年2月，也门、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吉布提、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阿曼、伊朗、印度、沙特阿拉伯等多国均不同程度上遭到蝗灾影响。其中巴基斯坦、索马里更是因为本次蝗灾，粮食作物大量减产，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中国蝗灾的历史

正在产卵的蝗虫图源：网络

据《中国救荒史》统计：秦汉蝗灾平均8.8年一次，两宋为3.5年，元代为1.6年，明、清两代均为2.8年，受灾范围、受灾程度堪称世界之最。作为世界上曾经遭受蝗灾最为严重的国家，但为何近年来我国却很少听闻关于蝗灾的新闻？这就要追溯至上世纪的50-60年代。

为了彻底根治蝗灾，减少我国粮食产量上的压力，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我国科学家结合黄河、淮河、海河的治理，将我国大部分蝗区进行了改造，大幅缩小了蝗区面积，严格对蝗虫种群进行长期高密度的控制，在保证生态系统的前提下，将蝗虫种群控制在最低水平。

同时我国对于蝗灾的预防一直没有松懈，近20年来我国对于蝗虫基因组的研究一直占据全球的主导位置。早在年，中科院生命科学学院康乐院长便带领团队成功破解了飞蝗基因组，从中发现了飞蝗的致死基因及其两型转变的奥秘，并依据破解的基因组让突变蝗虫失去聚集能力，大幅削减了蝗灾的规模。而近期在中科院的支持下，康乐院士团队又完成了绿僵菌的基因改造，它的杀虫毒力非常高，有望在控制飞蝗和沙漠蝗蝗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在这长达数十年间的防虫措施及科学研究的助力下，大规模、重灾害的蝗灾在中国终于成为了历史，不再上演。

非亚蝗灾对于中国可能造成的影响

3月到6月蝗群迁飞预测图源：联合国粮农组织

2月15日，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再次针对本次沙漠蝗灾做出预估：在其后逐渐回暖的情况下，本次蝗灾的规模将在今年6月激增倍。而眼下，这一被FAO所注视的蝗灾正在中国接壤的印度、巴基斯坦肆虐，蝗灾是否会在近期，抑或是FAO所言的6月影响中国？成为了大家心头的疑惑。

我国飞蝗（左图）与沙漠蝗（右图）对比

首先，让我们从本次蝗灾本身着眼。这次蝗灾的本体为沙漠蝗，据我国专家学者多年的全国物种普查中，并未在我国境内发现该种蝗虫。而历史上我国所发生的蝗灾，均是该种沙漠蝗的表亲——飞蝗所致。换而言之，沙漠蝗在我国并无适合其繁衍的环境条件，即便本次蝗灾入侵我国境内，由于没有合适的繁殖环境，其规模也会短时间内被控制在一个极小的规模内。

其次，从地形上着眼，沙漠蝗肆虐的地区被昆仑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阻隔，大量的蝗虫极难飞过高海拔的寒冷地区，仅有少量的蝗虫可能会由西藏南部边境毗邻尼泊尔和缅甸的地区伴随季风少量迁入，但西藏的高原冻土环境，注定了这批的沙漠蝗是无根之水，难以对西藏的整体作物环境造成重大危害。

图源：世界粮农组织

再者，在本次蝗灾中对中国唯一有危险的一支非亚蝗虫支群，即上图于年夏初扩散至印度与巴基斯坦边境的非亚蝗虫支群，已在印度政府与世界粮农组织的协力合作下于2月18日基本清除，目前仅西部拉贾斯坦邦部分地区仍有少数蝗虫聚集，同时为了减少在今年6月份可能再次爆发蝗灾的可能性，印度政府仍在购置用于灭蝗的无人机和专业设备，并对蝗灾爆发区进行再一次清查。

虽然由于气候、环境等诸多原因，我国的治蝗方案并无法直接套用至蝗灾肆意的非洲，但由我国中科院康乐院士团队所研发的真菌生物农药和群聚拮抗剂等正在逐步应用到非洲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为非亚抗蝗工作献上来自中国的一份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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